张和清、廖其能、李炯标：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以广东社工“双百”为例
作
者
简
介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工作；廖其能，广东社工“双百计划”专业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工作；李炯标（通讯作者），韩山师范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中山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工作。
摘
要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然而专业社会工作仍然面临专业发展核心因素界定不清晰、社会性缺失和认受性危机等发展困境，制约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基于广东“双百”本土社会工作实践，运用行动研究方法搜集资料，系统探索中国特色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因素、社会性和实务模式，从中得出结论：首先，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应该由政策实践、行动研究、成人继续教育和互为主体等核心因素构成，四个因素在专业实践中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其次，社会性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体现在重视服务对象问题的社会根源分析，“人与环境”双重焦点确定介入目标、方法策略等，还需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资产建设在发挥人的社会性功能方面的作用；最后，中国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必须扎根城乡社区，深度理解服务对象日常生活问题与优势资产，整合运用本土化专业方法，推动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同发展，促使国家福利政策保障和社区发展协同推进。
关
键
词
社会工作；实践探索；社会性；实务模式；中国特色
自 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决策部署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很多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工作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十四五”规划将社会工作纳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提出要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民政部提出要在“十四五”末实现“全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的目标。基于上述政策背景，我国专业社会工作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然而，若要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促使我国社会工作在回应国计民生和促进社会公正过程中彰显自身的社会性和专业性，从而获取专业认受性，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并突破本土化专业发展道路、社会性和实务模式等方面的困境，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有鉴于此，本文结合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以广东“双百”H 市 D 街道社工站、C 市 J 镇社工站和 S 市 D 镇社工站等三个省级“双百”核心示范点为例，采取行动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旨在推动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可持续发展。行动研究强调“实践亦研究”合二为一，从实践者真实的社会位置观察、搜集资料和分析问题，遵循“发现的逻辑”，从实践与理论循环往复的过程生产实务知识，达致知行合一。
一、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核心因素探索
（一）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多重困境
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已有 20余年，但目前仍然面临以下四方面的发展困境：
其一，社会工作在打通国家兜底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政策“最后一米”方面发挥作用有限。政策实践，尤其是社会建设及民生领域涉及利民、惠民政策的落实，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在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并未将政策实践作为重要的专业方法加以运用，社会工作的教学研究、实务工作、绩效考核等并未充分纳入政策实践的内容，导致社会工作政策实践与现实需求存在较大落差。一方面基层社区出现大量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民生及社会福利领域有各种社会问题及落实政策的需求，然而“基层没人办事、没钱办事、没阵地办事、不方便群众办事的现象依然很多”，社会政策的瞄准偏差较为普遍，许多政策的落地实施甚至存在“最后一米”障碍。另一方面，许多社工机构及其服务没能精准化对接国家兜底保障和社会治理政策，服务“活动化”“指标化”等生存策略并未赢得专业发展空间，反而招致服务困境。如“坐等案主上门”“送服务下乡”这种以社会工作者为本的工作方式脱离群众、“不接地气”，社工难以精准识别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并提供精细化服务，在打通福利政策服务“最后一米”方面未充分发挥作用。
其二，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教育与实务长期存在二元分割困境。一种服务人类的职业与其所依托的环境具有不可分离性，扎根中国国情，充分整合运用本土与非本土文化价值和相关技术，对于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尤为重要。然而，源自西方国家经中国港台“植入”大陆的专业理论、实务模式及统编教材等并没有完成本土化过程，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悬浮于实践，而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对实践的吸纳明显不足，“教育先行”话语下的专业教育与研究无力回应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特质。
其三，大量非科班从业人员与滞后的成人继续教育。由于社会工作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低，从业社工持续流失，以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原因，社会工作行业催生了大批非科班出身的实际从业者。如何对非专业教育背景的从业人员进行有效的成人继续教育，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退一步而言，要使社会工作实务体现本土化、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无论是科班出身或非科班出身的从业人员，都需加强成人继续教育。
其四，定位不准的政社关系使社会工作难以实现社会性和专业性。依靠政府结合既有体制机制开展服务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现实选择。然而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法律体系和运作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专业社工在社会福利体系中没有相对独立的组织身份，往往成为政府的“伙计”而非伙伴。为获得政府承认，社会工作本土化越来越朝“实用专业主义”方向发展，这一方面可能导致社工组织出现“行政多于服务”的风险，使其失去社会性；另一方面，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越来越呈现为服务与被服务的主客二元关系，甚至有些服务对象沦为社工完成服务指标的工具。
上述发展困境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被诟病总体专业水平不高、不可替代性不足以及与非专业社会工作相对缺乏“性价比”优势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专业社会工作在地方层面的制度化建设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要使我国社会工作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政策实践、专业实践、教育实践、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等方面结合中国国情深入反思，探寻一条既能够突破上述专业发展困境，又有助于取得专业认受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由此，下文以“双百” H 市 D 街道社工站为例，探寻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核心因素。
（二）“双百”专业核心因素本土化实践
“双百”是广东省民政厅为推动全省社会工作均衡发展，解决政策服务“最后一米”障碍，促使社工扎根村居、服务民众的一种新模式。与此同时，“双百”也有破解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难题，探索中国特色专业发展道路的目的。因此，“双百”启动至今，始终将政策实践、行动研究、成人继续教育和互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视为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因素。
2017 — 2020 年，广东省民政厅分两批在粤东西北及珠三角 407 个镇（街）建立 407 个社工站。按“双百”管理办法，社工站实行双重管理，诸如站点活动场所、办公条件、与社工签订劳动合同等行政事务归乡镇（街道）政府负责，社工站站长一般由乡镇（街道）领导兼任，而社工站的专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则由“双百”项目办及地市协同督导中心统一运作，每个社工站配备专（兼）职督导，负责跟进日常工作并陪伴一线社工成长。H 市 D 街道社工站是第一批“双百计划”200 个驻村（居）社工站之一，成立于 2017 年 7 月。该站最初配备 6 名社工， 2 名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或经验，其余 4 名完全没有接触过社会工作。根据“双百”选点要求，D 街道社工站确定在人口稠密、国有企业集中、民政服务对象较多的 Z 社区。Z 社区是 D 街道办事处所在地，且位于 H 市的中心位置。D 街道有 6 个行政村 4 个社区，总人口 82000 多人，仅 Z 社区（居委）内就有 12000 多人。
1. 打通福利政策和社会治理政策“最后一米”
Z 社区虽位于 H 市中心，但社工经走访发现，社区内仍有不少困难群体没能获得国家兜底民生保障政策救助，社区治理的许多“痛点”和“难点”长期存在。因此，顺利打通福利政策和社会治理政策“最后一米”，是赢得服务对象和基层政府认可的关键。
（1）打通福利政策“最后一米”
机械厂（化名）是 Z 社区内四大破产国营企业之一，部分居民因企业破产而失业，许多职工年老多病、未能享受国家福利救助，陷入贫困，厂区环境卫生状况恶劣。经过入户和深层接触，社工发现许多困难群众之所以未得到民政部门的救助，是因并不清楚自己应该享受何种政策帮助，也不明白向哪个部门申请救助，加之许多福利救助需要网络申请，他们根本不懂电脑手机操作，有的因身体残疾无法出门。为此，社工通过“扫楼”的方法上门了解情况并逐一登记建档立卡。同时，联合街道“医保办”工作人员和残疾人专职委员开展民政政策宣讲。经过全覆盖摸底调研，共识别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19 人（户），其中符合低保政策救助的 1 户，符合办理残疾证的 4 人，孤儿 2 人，高龄独居者 11 人，单亲家庭 1 户。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上，社工及时跟进，开展精细化服务，包括物质救助、社会心理支持、能力提升、社会融入服务等，随后将这种“精准化识别、精细化服务”的模式在 Z 社区所有职工小区推广。
（2）打通社会治理政策“最后一米”
由于企业破产造成居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社区管理模式变迁以及公共意识日益淡薄，机械厂职工小区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很多，生活垃圾随处可见，小区内“三留守”群体生活环境恶化。此外，小区礼堂和篮球场年久失修，居民缺乏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
为了解决社区环境卫生和公共生活问题，社工采取了一系列专业行动。首先，举办社区公共活动聚起人气、搞好与居民的关系，开展喜闻乐见的活动如广场舞、流动电影放映等。其次，借助入户访谈摸清小区环境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居民的改善意见。社工发现环境卫生问题的根源是小区缺乏管理、环卫设施不足、环保意识薄弱、无人愿意牵头处理等。同时也发现居民不但对环境卫生差深恶痛绝，而且都希望改善卫生状况，愿意参与到整治行动中。经过“扫楼式”的居民信息摸底、民政政策宣讲，尤其是困难群众的个案救助之后，社工获得群众的信任并建立了关系网络。再次，争取相关部门支持。社工向街道办和市“创文办”“爱卫办”反映并提交环境评估报告，赢得各部门的支持。最后，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并建立监督管理机制。在社工联动下，居民开展了大规模卫生清理整治行动，同时，社工多次召集居民座谈会，最终表决通过《机械厂垃圾清理维护居民协议书》，并民主选举产生由社区骨干组成的卫生监督队。从此，居民形成定期清理垃圾、开展卫生整治的默契，不仅使社区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而且提升了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公共参与精神。
由于企业破产造成职工小区居民的福利供给和社区管理模式改革，加之破产清算纠纷引发干群关系紧张等原因，社区内的公众对下岗工人及其家庭有许多偏见，在管理无序、社会排斥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国家福利救助政策难以精准输送到有需要的弱势群体家庭。社工运用行动研究方法，将民生兜底保障政策导入弱势社群，代表党和政府把惠民、利民政策资源和社会关怀输送到困难群众的“灶头、炕头、心里头”，帮助其重拾生活信心。同时，通过整合“创文”“创卫”“人居环境整治”等社会治理政策资源，发挥社区骨干作用，提升居民参与能力，促使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真正落实到社区。
2. 行动研究方法策略的运用
社工之所以能打通福利政策服务和社会治理政策的“最后一米”，与有效运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和本土化策略息息相关。
（1）行动研究在政策实践“最后一米”的运用
为确保行动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双百”强调驻守村居的工作模式，在与社区民众“三同” 的过程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根据驻守村居行动指引，遵循弱势优先和“发现本土”的行动逻辑，以社区为本，“用脚画社区地图”，有效开展行动研究。首先，通过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消除居民戒备心理，建立信任关系。其次，将社区的公共空间、历史文化、人情世故和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的问题需求及优势资产“装进社工心里”，并外化于社区问题地图、社区资产地图、困难对象分布图、民政对象及特殊困难群体家庭信息服务表等，形成社区评估行动研究报告。再次，社工基于对特殊困难群体进行的精准识别和评估，对社区问题和优势资产进行分析，制订社工站的五年愿景、三年规划和年度、月度、周计划（简称“53111”）。最后，依据“目标—计划—过程”跟进管理评估体系并开展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
上述行动研究过程包括社区评估行动研究、服务过程的反思性行动研究和社工及其团队从业历程的反身性行动研究。社工借助行动研究不仅准确识别个体及社区存在的问题，而且参与识别社会政策干预的社会需求，评估社会政策显性及隐形目标达成的程度，并在既定目标未实现时确定可行的纠偏行动，社工扮演了社会政策分析师及评估者、社会政策输送者、社会资源整合者、社区网络组织者及社区参与平台搭建者等角色，使兜底民生保障政策能够精准分配与输送到位。
（2）行动研究在专业知识本土化和社工团队专业化中的运用
行动研究不仅有助于科学和专业性地发现并解决问题，还能推动本土社会工作知识的生产，使社工团队逐步实现专业化，并强化职业认同。
D 街道社工团队最初介入机械厂职工小区时，按照自己对专业的理解和想象，制定了“共建互助自治绿色家园”的社区发展计划，包括打造“观影区”公共空间、环境长廊和召开居民会议等。然而这一介入路径在实践中遭遇严重挫折，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居民甚至当众质疑社工的动机。社工团队经过集体反思，认识到只有获得专业认受性才能推动社区发展计划，因此将介入方向和路径调整为提供民生兜底保障政策服务。这种在行动中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偏差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本土实务理论和模式的发展。
随着实践的深入，与日俱增的专业问题倒逼社工团队补齐专业知识短板，社工站建立健全的学习机制，积极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反思与提炼，不断与新的概念及理论对话，撰写本土实践案例，开发本土课程等，通过反思性行动研究过程实现了专业能力提升。另外，在团队建设中采用内部“谈心”、书写个人心路历程等，使每个社工从生命历程和职业生涯角度进行反身性行动研究，不断做出职业认定，完成向职业人的转化。
3. “做中学、学中做”的成人继续教育
行动研究既是实现工作目标的方法，也是获取专业知识、实现专业知识本土化的途径。面对大量非科班出身的社工，“双百”十分重视“做中学、学中做”的成人继续教育，在实践中培养人才，提高队伍专业素质和能力。成人继续教育主要通过“三级网络”（项目办—地区中心—社工站）“目标—计划—过程”跟进管理和协同督导培训机制推进，主张不同经验的社工之间的关系应是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所说的“互为师生”的协同督导关系。协同行动的督导模式应遵循约翰·杜威（John Dewey）“做中学、学中做”的成人继续教育理念，主张放下专家和知识分子身段，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向民众学习，向同行者学习，向生活学习；主张建设学习型社区支持网络，在实践与理论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培养本土化的专业社工。具体而言，一是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和方法；二是发掘多种学习方式拓展视野，寻找工作新思路；三是通过实践与理论对话，书写或研发本土专业课程。
社工站除了参与项目办、地区协同督导中心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完善内部专业学习机制，包括社工自学、站点内部共学以及跨区域互访学习等。社工凭借撰写案例、参与“三级网络”备课、“双百”讲师身份等途径，专业素质和能力迅速提高。据统计，D 街道社工站在 2019 年全国社会工作师考试中，有 3 人通过中级考试，1 人通过初级考试，站点 6 人有 5 人持证上岗，并书写了三套本土专业课件，1 人被选拔为“双百”项目讲师，3 人成为地区中心讲师。
4. 坚持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
社工具有专业不可替代性、专业能力得到成长，都有赖于健康顺畅的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
（1）坚持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
由于社工站实行双重管理，其在人、财、物等行政事务上受街道办管理，街道最初对社工的专业定位和性质并不了解，经常抽调社工去做录入数据、打扫卫生等杂务，导致社工站开展专业服务的工作被搁置，陷入繁杂的行政事务而丧失专业主体性。当社工坚持“双百”服务理念拒绝行政抽调时，街道工作人员就会表现出不满，双方关系一度紧张。虽然协同督导介入有所缓和，但社工还是隔三差五被抽调到街道办事处打杂。好在社工没有放弃专业服务工作，且不断主动向街道领导汇报工作。在社工开展的精准化识别、精细化服务民政对象和弱势群体赢得群众口碑后，尤其是厂区环境问题评估报告引起市环卫处和爱卫办的重视后，街道办及相关部门开始重新认识社工的专业服务。从此，街道社会事务办主任不仅拒绝其他部门抽调社工的请求，还支持社工按照站点计划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由此可见，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认受性要靠社工提供优质专业服务赢得民心来获取，同时，在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中做出专业不可替代性，才能避免专业依附性发展。
（2）坚持互为主体的服务关系
社工的目标是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工作中稍不注意就会将服务对象客体化。如 D 街道社工站最初提出的“共建互助自治绿色家园”社区发展计划，尽管做了摸底调查，但计划基本是自身的主观愿望和认识，居民参与度不高，部分居民甚至产生质疑。社工意识到，虽然强调社区为本，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以工作者为本，改善环境卫生的计划并未从居民的真正需求出发。于是社工团队重新开展入户调查以摸清社区居民对环境卫生整治的意愿和需求。在新一轮调查中，社工吸纳了社区骨干，利用他们有威望且熟悉社区的优势，很快摸清了居民对改善环境卫生的意见，并根据意见形成行动方案。由于环境卫生整治方案充分体现了社区居民的真实意愿，且引导社区骨干积极参与，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参与进来，最终使卫生整治达到各方都满意的效果。培育社区骨干和发展社区组织，是服务对象实现主体性的重要途径，能确保个案救助和社区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因此，社工在与服务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必须践行互为主体的关系，在提供专业服务时，要时时警觉自己的服务必须坚守“社区为本”，而非“社工为本”，只有“社区为本”赋权增能，才能形成互为主体的专业服务关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核心因素的本土意涵
“双百”实践经验凸显政策实践、行动研究、成人继续教育和互为主体四个核心因素的本土实务价值，在中国语境下具有本土意涵。
1. 政策实践。詹森（Bruce S. Jansson）把政策实践界定为“利用思维工作、介入和价值澄清，发展、通过、执行和评估政策”。卡明（Cummins）等指出政策实践是“利用社会工作技巧提出政策建议和改变政策，以便实现社会和经济公平的目标”。在我国，最早提出社会工作政策实践属性的是雷洁琼。她认为社会工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工作是指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举办社会福利事业，从事福利机构的管理，而社会救济则属于狭义的社会工作。由于当时民政工作的很多内容属于社会工作范围，雷洁琼甚至认为“民政工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实际上，基于社会公正和“人在环境中”的价值理念，政策实践一方面可以弥合社会工作个人改变与社会改革、微观实践与宏观实践之间的分野，也可以助力党和国家提高社会福利政策的瞄准效率、保障水平和长效减贫，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政策实践侧重于将现有社会政策福利资源精准对接到最有需要的弱势群体，促进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政策在社区层面落地生根。
基于“双百”实践，中国特色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政策实践的本土意涵是指：社工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熟悉社会政策的优势和长期驻村的“在场”，深入评估现有社会福利政策目标达成状况，协助各级政府部门将社会福利政策精准而有效地输送给有实际需要的服务对象，并通过精细化的专业服务提升政策保障水平，充分运用社会政策资源解决服务对象民生兜底和社区治理的社区社会问题。社工还要基于政策实践状况，从专业角度建议修订、完善及出台新的相关社会政策措施，最大限度为服务对象提供更人性化的政策实施方案，促使社会福利政策与社区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2. 行动研究。行动研究集实践、研究、教育、改变于一体，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主张、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都与社会工作的内在特质非常贴近。它是一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是在行动过程收集资料、合作探讨、反思批判、自我反省，不断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本土化专业方法，旨在不断改善实践，形成行动过程理论与实践的螺旋式上升。
从实践的角度看，行动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社区评估的行动研究、行动过程的反思性研究和行动者反身性研究。社区评估的行动研究，是一个与社区民众及相关方建立信任关系、摸清社区问题和优势资产情况、聚集社区人气并与社区民众一起制订长远规划和短期行动方案的过程；行动过程的反思性研究则是对行动方案的目标、计划、过程和结果的持续检视、反思、评估和优化的过程，以推动新一轮的行动更有效地进行；行动者反身性研究则是行动者对其自身的生命历程和职业生涯的反身性研究，以更好地安顿身心，进行职业认定。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行动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1）行动、归纳与总结（概括化），即行动者对行动进行及时归纳、总结与梳理；（2）行动、提炼与总结（概念化），即行动者对其行动进一步提炼，并对行动进行概念化；（3）行动、处遇模式与总结（理论化），即行动与理论进行对话，通过行动研究（服务过程及结果）生产出新的契合本土特色的行动知识和处遇理论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因此，行动研究的过程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分析理解社区问题及优势资产，制定愿景—目标—计划，并对实践过程进行总结反思，以推动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生产的过程。
3. 成人继续教育。为了解决学校教育“获得知识”与行动知识的割裂状态，杜威提出“做中学”的思想，主张学生从经验中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他认为学习者首先面临某种实际的疑难情境，通过反省性思维来分析、思考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运用理智对各种假设进行推敲，用行动进行实际检验。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社会工作应该用杜威和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等人提出的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专业实践能力的核心模式，并整合实证主义科学研究结论来发展专业能力。虽然杜威“做中学”的思想最初只是针对正规学校的儿童教育，但同样适用于社会工作的成人继续教育。因为成年学生在开始学习时皆有其人生阅历，而推动他们学习的内在动机来自他们在生活上、家庭里或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因此，成人学习是一种自我导向的主动的学习，教师（督导）扮演的是促进者的角色，而不是专家。
具有能力建设意涵的另类批判教育学，同样非常适合以培养一批能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务工作者为己任的社会工作教育。它反对储存式教育，提倡提问式教育，将传统主客二元的师生关系代之以互为主体的关系，双方在共同成长过程中共同负责任，最终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人性化生活环境。因此，教育的过程必须将主体带往自我与社会的增能赋权，使之参与社群生活，开启自由、解放、正义的可能性。这与强调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属性的社会工作本质高度契合。因此，批判教育学将教育学视为一种文化、政治、权力的实践，其将教育的过程与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过程合二为一。在这种能力建设想象下的社区发展中，教育者、学生（社工）、民众从对话式教学情境中知觉自己的主体，在彼此对话中建构社区发展的实践知识，共同促进社区的转化。
总之，中国本土脉络下社会工作的成人继续教育，是一种面向社会工作实际从业者的职业继续教育。它立足具体实践过程，采取提问 - 反思性教学理念，促使教育者（协同督导者）、学习者（社工）、服务对象（社区民众）在具体实践场域“做中学、学中做”“实践出真知”，通过共同实践、对话反思、不断阅读等循环往复的学习过程，实现实践知识的理论提升，并在专业成长过程中推动民生兜底保障服务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4. 互为主体。胡塞尔指出主体意识是主体与他人交往而形成的，哈贝马斯开创了“交往理论”，强调互为主体关系中沟通与共识的重要性。在主体交往过程中，双方通过对话超越个体有限的视界从而达至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解，而作为人的存在状态的理解使主体性真正获得合法性的地位。有学者认为，真正的主体只有在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即在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可能存在。弗雷勒强调沟通对人们成为真正人的重要意义，认为阻碍沟通的发生就会将人贬至“物”的地位，而逃避沟通会把他人都只当成某种客体。他指出，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邂逅，是以世界为中介、目的是为世界命名的一种创造的行动。基于爱、谦卑以及对人性保有高度的信心，对话会形成一种对话者间水平式的互信，并在这种互信的气氛中促成对话者在命名世界的行动中进入亲密伙伴关系，一种互为主体的实践关系。
在中国实践脉络中，社会工作的互为主体，主要是指在社会工作者与各级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及社区民众等利益相关方的交往与互动过程中，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主体身份的互动过程，核心是政社关系的互为主体和服务关系的互为主体。
（四）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核心因素相互作用机制
“双百”实践证明，只有将政策实践、行动研究、成人继续教育和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及服务关系作为核心因素加以践行，才能实现社会工作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初衷。
1. 政策实践是社会工作行动研究和成人继续教育的根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决定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确保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由此，政策实践必然成为专业社会工作的出发点、行动依据和核心内容之一，而作为核心因素的行动研究和成人继续教育必须依据政策实践的需要探索本土化的方法和策略，同时，要适时将实践中产生的切实可行的本土化方法和策略变成政策措施，指导和规范行动研究和成人继续教育的发展。
以“双百”为例，其政策实践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更直接的目的是发挥社会工作在打通民政服务与社会治理“最后一米”的作用。“双百”政策实践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国家社会建设及社会工作领域的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二是广东省民政厅有关“双百”政策法规的实施；三是“双百”专业协同督导管理办法的落实等。以上三个层面政策的层层落实，促使“双百”政社关系、专业人才、知识体系、专业实践落地生根、益惠社群。
2. 行动研究是政策实践和成人继续教育的基本途径。行动研究的本质是以人及其日常生活为本的实践研究，旨在通过社工扎根社区，在行动过程中对居民日常生活进行深度理解评估，从而制订以人为本、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行动研究有助于达成两个行动目标，促成社区三个层面的改变。两个目标包括：一是社工行动研究的过程就是将国家福利和治理的政策文本通过社工政策实践变成现实的过程；二是社工自身在行动过程中逐渐转化（内化）为本土化专业人才。三个层面的改变包括：一是通过社工行动反思的过程逐步打通政策之间的壁垒，将已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治理政策精准化对接弱势群体及社区发展；二是社工在行动研究过程中发现许多政策漏洞或空白，凭借与各级政府部门的信任关系逐渐影响政府完善政策，或将社工的做法纳入新政策；三是凭借行动研究的过程，使一批未接受专业学历教育的“专业小白”和接受过专业教育的“实务小白”通过成人继续教育逐步成长为专业人才。
在政策实践和成人继续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行动研究方法和策略，具体包括：（1）问题及其原因的个案、家庭、社区评估；（2）行动过程的反思性研究及其纠偏；（3）基于行动过程的职业生涯的反省及其专业认同；（4）根据“社区问题及其社会根源决定社工介入的社会目标（做什么），社区优势资产决定社工介入的行动策略（怎么做）”的原则，制定清晰的“目标—计划—过程”跟进管理评估体系，并严格执行，充分保证目标计划得以落实。同时，由于社会工作政策实践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过程，因此，“双百”要求社工一定要驻守村居社区，强调与民众“三同”，改变以往在办公室“坐班”或“下乡”完成任务指标的做法。“双百”坚信，只有扎根社区，才能做到精准化专业识别，从而提供精细化专业服务；只有扎根社区，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充分把握社情民意，采取专业的方法组织群众，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生成；只有扎根社区，才能通达政策服务“最后一米”，推动政策的落实和完善。
一直以来，社会工作都在“科学知识指挥实践”的思维逻辑下发展，实践智慧、实践技巧、个案经验及个案介入的特殊性等未经科学程序验证的本土实务知识被排除在专业知识范畴之外。而行动理论鼓励从研究专业介入的日常实践中发掘专业知识在特定时空中的呈现，将道德信念及价值判断等元素糅合成行动原则，通过行动后的反省，发掘行动中使用了什么知识，也暗藏了一些默会知识。在“双百”项目办—地区中心—社工站三级网络的共学机制中，行动研究对参与式培训和协同督导的过程和效果发挥重要作用，基于行动研究的实务经验案例书写和理论反思促使百余名社工凭借“做得好—写得好—讲得好”蜕变成为行动研究者、“双百讲师”、“实务骨干”。
3. 成人继续教育是政策实践和专业行动研究落地生根的人才保障。无论是政策实践还是专业行动研究，都需要人去落实。社工的个人理想情怀、专业能力和行动意志等方面的特质是否与政策实践和行动研究的要求相契合，关系到专业行动研究能否有效推进、政策实践能否落地生根。因此，在一个政策实践和社会工作行动研究具体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不能缺失对相关人员的成人继续教育，只有将成人继续教育与政策实践、行动研究同步进行，才能确保本土化专业人才培养达到预期的目标。成人继续教育是政策实践和专业行动研究落地生根的人才保障。
“双百”启动后，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招录的社工接近八成没有专业背景，缺乏专业训练；二是许多社工没有扎根社区的心理准备，以为参加“双百”就是“坐办公室”，甚至认为是“到政府上班”。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到“双百”项目的有效推进，甚至与项目预期目标发生偏离。为此 ,“双百”秉持行动研究理念，在政策实践、行动研究的过程中培养专业人才。
首先，从选点开始，省民政厅联动省厅、地市局、县市局、乡镇（街道）政府、行政村居（含自然村居）五级政府部门，将“双百”的选点、招录、入点、培训、服务、协同督导、监察评估等所有专业和行政工作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变成一系列政策法规及专业理念方法，依靠政策实践过程，“双百”的政策体系、专业知识、项目管理等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可以说，“双百”的成人继续教育是通过所有社工为期三年的一系列政策实践和行动研究过程潜移默化地在发挥作用。此外，“社区为本”要求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社工都必须从零开始，他们扎根社区，置身弱势群体日常生活，凭借行动研究的过程赢得民心，协同督导得到专业成长。职业成就感促使许多社工及督导转变观念，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自觉学习契合本土的专业知识，撰写实务案例，提升专业能力。
其次，“双百”行动研究的策略和方法遵循从行动到案例书写、理论反思，再回归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要求每一个社工对自己和站点的行动研究进行案例书写和理论反思，并不断归纳、总结、提炼，甚至概念化、理论化实践经验。从中产生了大批优秀案例，培育了百余名“能做、能写、能讲”的实务讲师，促使“三级网络”407 个站点社工形成“传帮带”的专业学习和实践的优良学风。
“双百”的专业培训课程和协同督导模式主要采用系统性实地参与式培训和“师徒式”相伴同行协同督导。三年来，“双百”逐步集体开发并完善了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课程体系，内容包括驻村居社工如何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如何做好社区评估行动研究，如何做好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专业服务等。凭借实地系统培训，解决专业实践碎片化问题；凭借与社工“过夜式”（每次 12 小时）相伴同行，达致协同督导与社工“双重能力”提升；凭借驻守村居“三同”，实现社工与服务对象互为主体的状态。
4. 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的互为主体是专业性和社会性的前提条件。摆正政府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是发挥专业作用的前提条件。朱健刚等在一个政府购买服务的个案研究中指出，看似表面光鲜的社会工作，实际上在街区权力体系中逐渐式微 , 专业影响力难以彰显。对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方英从政府职能转变和现代社会福利服务转型需要出发，认为要从“依赖关系”走向平等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是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的前提。一方面，政府的主体性体现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为社会工作发展创造专业空间和自主发展机会，在涉及社会工作发展的规划、建设等方面负起主要责任。具体而言，一是制定社会工作发展的方针、政策，并负责监督执行；二是在党建、财政、人事、督导体系建设等具体制度上做好安排，保障社会工作朝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主体性，体现在专业服务领域负主要责任，代表党和政府发挥政策优势、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具体来说，一是社工运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能动地提供专业性服务，二是社会工作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是有成效的。
在 D 街道社工站的案例中，基层政府履行其在政策资源、行政协调等方面的保障职责，给予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作用的空间，社工发挥“在场”优势在专业领域精耕细作和持续改进，双方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最终才能在兜底民生保障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优良的成效，得到人民群众的满意和好评。由此可见，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对于社工站发挥专业作用至关重要。
如何定位社会工作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是社会工作体现社会性的前提。如果将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定位为“治疗”与“被治疗”的“医患”关系，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看作是主客二元关系，那么实际上就是将服务对象的问题个人化，把服务对象看作是被动地接受帮扶的救助对象，往往造成服务对象“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强化他们的无力感和依赖性，这既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能力建设和依靠内生力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悖，也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因此，社会工作与服务对象之间也应该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是社工要置身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处境，共同寻找解决之道；二是社工在与服务对象相伴同行的过程中，运用优势视角和资产建设策略，激活他们的能力，使其主体性呈现出来。社工与服务对象互为主体的关系是相互成就的，在双方协同行动的过程中，社工和服务对象实现双重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目的是要激发服务对象的主体性，而服务对象凭借主体性力量实现自我发展则是社会工作实现社会性的结果，是社会工作主体性的体现。驻守村居社区是实现社会工作与服务对象互为主体关系的前提条件，但在实践中，既要防止“等服务对象上门办事”的做法，也要防止社会工作服务“下乡”的做法。由于在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关系中，社工本身具有先赋优势，服务对象不自觉地会视之为高高在上的专家，因此，社工必须注意放下专家的身段和专业的优势，以平等的姿态融入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当社工扎根村居社区，在与服务对象相伴同行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互为主体的共生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优势，从而做出专业性。在 D 街道社工站的案例中，如果社工没有在座谈会上遭受社区民众当众质疑，没有反思所谓“共建互助自治绿色家园”原来是社工强加给机械厂职工小区居民的蓝图，或许机械厂职工小区环境改善计划的受挫与失败将变得“不明不白”，也不可能有之后兜底性个案救助和社区治理的成功推行，居民的能力建设和社区可持续发展便无从谈起。
总之，中国特色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发展道路是政策实践、专业实践和教育实践“三重实践”的产物，彼此互为主体，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从图 1可见，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的互为主体是保证社会工作专业性和社会性的基础。政策实践确保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专业实务模式得以发展、专业人才得到成长，行动研究是政策实践、社工实务和专业人才发展的途径，专业人才是政策实践和专业行动研究实务模式持续发展的保障。政府、社工、服务对象构成的实践共同体应该是互为主体的共生关系。“双百”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道路，这条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政府主导制度建设（政策实践），社会工作践行以人为本的专业实践（行动研究），依靠增能取向的职业发展（成人继续教育），在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过程中确保政策实践和专业实践落地生根、普惠社群。
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探索
（一）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发展困境
社会工作产生伊始，社会性就是其显著特征。这一传统始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西方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运动，社会工作的先驱们或重视社会关系的调适，或强调社会改革的重要性。社会工作在借用现代主流学科（尤其是医学、心理学等）知识体系逐渐形成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之后，出现个人治疗和社会改革两大介入取向理论和实务模式并存的局面，支撑起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并使社会工作在 20 世纪中叶的现代专业之林拥有一席之地。自此，个人治疗和社会改革成为社会工作两大介入取向，并始终作为社会工作发展的焦点议题和传统延续。然而，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日益追求微观个体治疗取向，甚至以私人执业的方式服务于中产阶级时，社会工作开始远离弱势群体，放弃了帮助穷人的使命，在社区和政策层面致力于回应剥削、歧视和压迫的努力越来越少，被一些学者指责为“不忠的天使”。虽然社会工作承诺社会公正，但在实践中，社会公正却被当作定义社会工作的修辞或关键术语。Kam 指出，“如果这个职业还想保留‘社会工作’这一名称，那么就必须强调恢复它的社会性质。如果没有社会维度，职业很容易忘记社会公正理想”。
社会工作重返“社会”不仅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在中国也成为本土性的焦虑。张和清认为目前引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技术是功能主义取向的，它强调问题个体化，缺乏运用社会学想象力对个体问题的社会根源进行分析，难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和改变社区贫困及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郑广怀等则针对政府强力推动“嵌入式发展”的专业模式，指出社会工作追求专业性不能以放弃社会性为代价，不能扭曲对社会公正使命的追求，并建议借鉴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经验，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社会性回归。陈立周认为转型时期的社会工作树立“保护社会”的思维，以社区为平台积极推动社会建设，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空间的发展路径。国内外社会工作社会性回归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重拾社会公正的承诺、回应社会问题和提供社会保护等方面，也认同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回归关乎到其本质属性和专业认受性问题。尽管学界和实务界对该议题有一定的讨论，但大多停留在学理或概念层面，至于在中国政策及实践背景下探讨其回归社会性的内涵及策略等则很少涉及。
（二）社会工作的社会性研究视野
学界关于社会工作社会性内涵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指社会工作要重拾社会公正的传统；二是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是一种社会保护机制；三是认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意指对社会关系的强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Kam提出的社会工作社会性内涵的“6S”框架：（1）社会关怀及意识；（2）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3）社会环境的影响；（4）社会建构个人问题；（5）社会改变；（6）社会平等。陈立周认为社会工作实质是一种由民间力量自主发动的社会保护运动，目的是抵抗市场对社会的侵蚀，因此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体现在其承担着保护社会的任务。陈锋等认为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交往和联系的属性品质，只要投入到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和联系之中，就会产生“社会的”现象；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小到两个人之间，中到不同规模的群体乃至组织之间，大到整个社会的制度或结构。
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尚未有统一的概念，但研究者多角度的界定丰富了社会性的内涵，也拓展了践行社会性的可能。然而，即便是依据社会公正、社会保护和社会关系等角度所做的界定，在实践层面仍然存在如何操作才能实现专业的社会价值等问题。为此，基于“双百”C市J镇社工站的社会性实践案例，探讨在中国政策实践和专业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内涵及其实践策略。
（三）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视角下的个案救助
1. 案例背景
J 镇位于粤东地区 C 市，是 C 市和 S 市之间的交通枢纽。J 镇 Y 村有 512 户，总人口 2422 人，包括谢厝、余厝、赖厝和吴杨联等 4 个自然村，本地通用方言为潮汕方言。村民收入主要以耕作养殖、生意经营和务工为主，其中务工人数占 87.3%。第一批“双百”启动后，Y 村被选为 J 镇社工站驻地。
小东（化名）生长在一个低保单亲家庭，2018 年 12 月，J 站社工在为民政对象送“爱心餐”时发现了这个本该读初一却已经辍学三个月的男孩，于是开始了解并关爱小东及其家庭。小东，男，15 岁，看上去有点驼背。父亲 52 岁，性格老实，身体羸弱，靠在家做手工获取生计收入。家里还有一个 13 岁的妹妹。母亲是外乡人，女儿出生不久便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小东辍学后，除了偶尔帮父亲在家做点手工活外，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发呆、睡觉、看电视，基本不外出。妹妹在当地小学读六年级，虽然没像小东那样辍学，但在学校过得并不快乐，遭受同学排斥，很少与大家交流，习惯独来独往。因为家庭贫困，兄妹俩在村中被别人看不起。小东极少与人交流，实在绕不开别人的问话时，回答也声若蚊蝇、含糊不清，“笑”是他最常用的回应方式。亲戚、老师、同学对小东的评价是自卑内向、不爱说话、不与外界交流、性格孤僻、没有朋友。“智商低”“弱智”“傻子”是小东在生活中常被贴标签的形象。针对小东的辍学，学校、村干部多次上门劝说但都无功而返，父亲对此也无力管教，默认了他的辍学。
自评估小东及其家庭的社会问题后，社工便把帮助小东复学、回归正常快乐的社会生活作为重点工作内容。为了使长期封闭的小东回归健康正常的生活状态，社工以社会工作社会性视角为指导，系统分析小东一家及其社区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通过长期生活化陪伴和社会资源链接等专业方法重塑其社会支持网络，共建包容性社区，逐步实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增能赋权的社会价值。
2. 社会排斥、边缘化与非正常化对待
围绕小东的辍学问题，社工多次入户走访并对村委干部、邻居及其亲属进行访谈，发现小东及其家庭的困境与社区社会排斥、边缘化和非正常化对待密切相关。
（1）社会排斥与边缘化
小东一家居住在该村老厝区，老村生活设施不足、生活环境较差，夜晚街道黑暗，下水道常年堵塞，严重影响人员往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加之小东家没有电话等通讯设备，很少与外界交往联系，导致社区居民、老师同学乃至亲朋好友等几乎没有机会接触他们，久而久之社区便对小东一家产生误会和偏见，他们遭受许多负面标签，受到社会排斥。据了解，从小到大，除了学校和家庭，小东几乎没有社会交往，周围人逐渐对他产生偏见乃至排斥，社区的朋辈、学校的老师，甚至小东自己都认为其有智商问题，是个“傻子”。整个社区，只有一个伙伴愿意跟小东玩耍，因为这个伙伴跟小东一样，母亲都是“外乡人”。
社会排斥和边缘化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关系网络之外，处于边缘位置，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的过程或状态。“居住旧村”“贫困家庭”“外乡人”等负面标签强化社区对小东一家的排斥，导致其非常自卑。即使在学校，小东也是独来独往，无法融入群体学习生活。为了防止小东受到周围同学的欺负或伤害，老师警示其他同学不要随意“碰”小东，尽量避免与他接触和交流，小东成了老师的“重点保护”对象。
另外，小东生活在单亲家庭，从小缺乏母爱，而父亲由于自身能力和观点的局限性，无法给予正确管教和监护，导致他无法通过家庭教养习得对社会世界和现实生活的认知，他对外部世界缺乏亲密感和安全感。在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中，小东也是被排斥的“弱者”，家里的大事小情父亲一般都交给妹妹处理。虽然是哥哥，但小东反而被“强势”的妹妹“欺负”，他在家庭中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
自我排斥是在社会排斥中不断被建构和生成的社会映射，是一种被外部排斥所同化的自我矮化和自我疏离。在经历了社区环境及家庭内部的双重排斥后，小东对外部世界缺乏自我的存在感、安全感和价值感，小东的自我效能感较低，在与他人交流过程中声音弱小、表达含糊，不敢正视他人的眼神。在长期的排斥与自我排斥过程中，小东逐渐脱离社会，为了自我保护，他经常表现出对社会的自我疏离和自我保护，自我退缩到远离社区的自我封闭的空间里。
经过深入的调查，社工发现小东实际上经历着社区、学校、家庭和自我的四重排斥，造成小东逐渐从正常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畏缩在与世隔绝的自我保护空间，使其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社会性功能被缺失，受到非正常化和边缘化的社会对待。
（2）非正常化对待
在多次走访的过程中，小东的爸爸和奶奶当着小东的面一直强调“小东的脑子不好用，学不会，脑子比别人差，所以成绩不好”。而在重视应试教育的正规教育体制中，考试成绩往往又是评估学生的重要标准，小东带着“弱智”的负面标签，难以适应学校的应试教育和管理要求。这样，“弱智读不了书”“个人不适应学校的教育”就成为合理化辍学的原因。因为慑于国家《义务教育法》关于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又无奈小东的自行辍学，学校只能与小东父亲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订立“免责协议”。而“共识”就是小东由于自身和家庭的原因无法适应学校环境，自愿放弃上学，也使小东辍学有合理的理由使各方免责。由此可见，学校、社区、家庭共同形塑了小东辍学的现实，造成其社会排斥和自我排斥的现状。
3. 重拾社会性的社会工作介入过程
（1）一厢情愿的“社会化”尝试
J 站社工最初将协助小东复学作为介入目标。为争取小东下学期复学，社工走访了小东家庭，发现小东家里没有卫生间，大小便常年用痰盂，洗澡的地方是几块破烂的沥青布搭成的小棚子，家里满地垃圾。社工们讨论后认为，卫生间是家庭必要的生活条件，如果帮助小东家建一个卫生间，从改善居家环境入手，就能与小东一家建立信任关系，有利于协助小东顺利复学。
于是，社工链接基层政府、村委会和志愿服务等资源为小东家筹建卫生间。为了节约成本，社工亲自上阵，既是“设计师”也是“泥瓦匠”，还动员小东父亲一起施工。一个多月，功能相对完善的卫生间终于建成。当时正值春节期间，社工还一起帮助小东家进行卫生大扫除，期望他们一家有在新家过年的感觉。但卫生间的建成和居家环境的改造并没有出现大家预想的使小东一家过上正常生活的结果。相反，社工发现小东家根本没有使用卫生间，而是把它“保护”起来，害怕被弄脏。小东家人对于社工修建的卫生间好像不领情，甚至连 “谢谢”都没有说过一句。更令社工失望的是，答应春节后复学的小东突然反悔了。
这样的结果促使社工反思：“卫生间”的需求到底是谁的需求？小东家深层社会需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小东一家不领情？在站点督导的带领下，社工进行了深刻反思，警觉到“卫生间”的需求其实只是社工将自己理解的正常生活标准和需求投射到小东一家，并没有意识到小东失学及其家庭生活困难背后存在社会排斥、被边缘化和非正常化对待等深层次社会问题。而社工“自以为是”单方面为小东一家提供物质救助，或者以社工自己想象的社会生活标准推动小东恢复所谓正常的社会性功能，根本不可能真正解决小东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因此，社工要从社会性的角度深度理解服务对象所面临的问题表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才能激活其优势资产，与服务对象共同面对社会生活的挑战。
（2）生活化陪伴与社会性支持
反思失败的教训后，社工决定重新评估小东及其家庭的问题和需求，采用生活化陪伴的方式深入小东的日常生活，体会其家庭现实问题的社会处境，全面评估他们的优势资产。社工每隔一天定期到小东家探访，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协助小东解决诸多生活的难题。例如，陪伴小东选购过年新衣、办理电子学生证等。通过生活化的陪伴服务，社工对服务对象生活处境感同身受，形成“同理”与“同在”的专业关系。
在日常互动的过程中，社工还注意发掘和激发小东的优势、能力。在一次家庭探访中，社工发现小东能看懂所捐赠柜子的安装说明书，还自己动手完成了安装。基于小东动手能力较强的优势，社工邀请他到站点组装书架，与其他孩子一起完成剪纸作品等。通过挖掘小东的动手能力，在此基础上强化其社会交往功能，不仅增强他的自信心，而且促进小东与其他朋辈群体的社会互动能力。当小东在社会性功能恢复方面有所进步，他开始信任社工，主动跟社工打招呼，愿意积极参与各类社区活动（打乒乓球等），逐渐融入社区公共生活。随着小东及其家庭日常社会生活的改变，他们不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社会性的主体。
（3）打造公共空间共创社会生活
在与小东建立信任关系后，社工站成为他在社区的“第一落脚点”。社工充分利用小东主动到社工站聊天参加活动的契机，对他进行社会常识教育，增强他的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生活兴趣。
小东最近每天都会来社工站一次，他觉得我们是他的好朋友，社工站也成了小东经常光顾的属于他的社区空间，虽然那是我们驻点的办公场所，还不是服务场地。我们社工会通过电脑教会他所在社区的各个自然村的照片以及工作的照片，问是否有熟悉的人和景，他显得很有兴趣，又赠送一个吊饰给他，里面有毛主席画像，社工询问是否认得是谁，他过后想一想，用普通话说是毛主席。（20190320，社工工作记录）。
除了社工站之外，社工还利用社区内废弃多年的旧房子为孩子打造儿童活动室。在活动室里，除了可以阅读图书外，社工还举办诸如环保手工、人际交往、文化传承等小组和社区活动。社工每次举办活动都会邀请小东和妹妹参加。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为小东兄妹创造了与其他儿童和平相处的机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社会交往的能力，逐渐融入社区青少年大群体。社工结合潮州本土文化，通过链接教育资源，在村小学连续开展潮汕文化主题活动。小东和妹妹等民政对象也受邀参加活动。在文化课堂中，授课老师多次鼓励小东兄妹克服困难，参与课题实践活动。当他们与其他小朋友同台表演的节目得到在场师生的热烈欢迎时，小东露出自信的笑容。
虽然发现小东上课不太听讲，但他都会充满好奇地翻书，读书的时候社工会提醒他要读出声来。刚开始小东很担心被老师叫到，但敏锐的老师会叫他站起来，又请小组的同学一句一句地带他读，最终把整首诗完整地跟读了一遍。正是“互动”“温暖”“鼓励”的课堂氛围，使小东对学校、教学、学习有了新的认知和理解。他第一次感受到被他人承认和关爱的滋味。社工还借助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的契机，多次在青少年中开展互帮互助、自尊自强的社区关爱教育。倡导青少年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帮助，尽量鼓励其他青少年与小东交往和互动。更重要的是，社工也利用各种机会向社区成员说明情况，澄清大家对小东的误会与偏见。
社区公共空间为小东家庭提供社会联结的机会和场所，小东通过公共参与，获得朋辈群体的了解、接纳和支持，从而提升了自我效能感。社会关系可以强化身份的认同感，确信和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是一个共享相似的利益和资源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不仅为个体提供了情感支持，而且为个人对某些资源的适用提供公共承认。
（4）恢复教育性社会功能
距离开学还有一周的时间，小东突然告诉社工自己要复学了。
在潮汕文化课结束的第二天，小东就跟我说，前晚洗澡的时候，突然觉要读初二或初三，可能需要我们帮忙联系老师，他连书包都要洗干净，买本子的事情都想好了，而且不能迟到。这让我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但这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必然是社工没有放弃对小东的跟进，坚持社会化的联接，偶然是在潮汕文化社区学堂上，他的复学的动机被激发了。（20190822，社工工作记录）
小东上学后，社工及时跟进他入学的情况，特地拜访小东的班主任，与其沟通小东的学习情况，以便日后更好地合作支持小东学业成长。通过小东自身努力和大家的协助，他很快适应了校园生活，也有不少朋友，课间一起打篮球、踢足球等。有一些女生也愿意和他玩，会跟他借东西。小东的社会交往和学习能力等社会性功能逐渐得以恢复，他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扎根社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建设
社区作为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正好处于微观个人 / 家庭与宏观环境的接触面，一方面，社区政经结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深刻影响个人 / 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个体家庭的能动性又反作用于社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氛围乃至自然环境，因此，社区日常生活是分析和践行社会工作社会性实践最恰当的场域和落脚点。关于社区的社会性，孙立平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做过相关论述，他指出，社区作为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他认为，社区的社会性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社区认同、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社区组织等。其中，社区认同是共同体的基础，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是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的重要条件，社区组织是人们从事社区活动的保障。社区发展包括社区建设和社区发育两个层面，前者侧重于社区中的物质设备和设施、正式的管理机构以及有意设置的处理社区事务的机制等方面的发展，发展的时间相对比较短；而社区发育主要侧重于社区的文化与人文环境、人际关系、志愿团体的发展，发展的时间相对较长。
受孙立平关于社区社会性论述的启发，结合 Kam 等学者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讨论，我们认为扎根社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建设应当被界定为在社会公正价值理念的引领下，将个人问题置于社区的社会环境进行社会历史根源分析，尤其强调社会认同、社会交往、社会组织等对个体问题的形成及其解决的影响，并借助社区社会性功能重建、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社会文化氛围营造等社会性力量，强化社区公共社会生活的软硬件建设，从而促进个人问题的社会性改变，共创包容和谐的社区发展。
1. 个人即社会：个体问题的社会性介入
在“双百”J 镇社工站小东复学的个案介入过程中，社工的服务逻辑经历了从社工为本的个体性改变到服务对象为本或社区为本的社会性介入。当社工采取工作者为本或将问题个体化归因的时候，很容易将小东不去上学认为是其“不想上学”或“不愿上学”，将问题归咎于服务对象个人的主观意愿不足，往往以“责备受害者”的态度采用个别化辅导（帮扶）的介入方式，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这种问题的个体归因及解决问题的介入方法是“去社会性”的结果。而从服务对象或社区为本的视角出发，社工发现小东之所以“不愿上学”有诸多社会原因，其中社区、学校的社会排斥和家庭、自我逐步内化的负面社会标签是小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不能单独“责怪受害者”。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工作应该关注边缘弱势群体的社会苦难，尤其要将个人困苦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关联起来思考，分析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通过社区为本的综合介入策略促进社会进步。关于小东的案例，表面上他的辍学和独来独往是个体及其家庭的问题，但深层次社会原因是社会交往匮乏，邻里、校园朋辈群体交流缺失，社区非正常化对待等诸多社会排斥、边缘化的结果。小东在社区、学校等场合面临着社会关系断裂和社会性功能丧失的状况，逐步失去作为一个完整社会人的存在。
社会性介入强调必须打破微观、中观与宏观社会工作相互割裂的实务取向，采取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立足服务对象日常生活，推动社会公正价值导向的社会工作实践。因此，无论宏观政策实践、中观社区工作，还是微观小组个案工作，从价值观的视角介入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正。只要对个体问题的原因分析是社会性的，那么社工介入过程和结果必然是社会性取向的。在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中，我们倡导将个体和家庭的问题放置于社区的社会生态系统，并运用“人在环境中”的双重视角进行整合的社会性的问题 / 需求和优势 / 资产评估，制订社会性改变的目标计划，促使社会工作坚守社会性介入过程，重拾个人即社会的价值理念。
2. 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社会性功能的重建与回归社会
从社会性的视角出发，社会工作的目标应该是完善人的社会性功能，促使边缘弱势群体回归社会。从小东的案例来看，社工通过生活化的长期相伴同行，首先与小东及其家庭、邻里、学校、社区重建了深厚的信任关系，促使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在社工与服务对象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催化作用。其次，社工基于信任的社会交往关系为小东融入社区和重返校园奠定了坚实基础。凭借与小东及其家庭的信任关系，社工引导其参与社工站和社区公共空间活动，将他的活动范围从家庭扩大到社区，促使其融入朋辈群体，成为社区社会成员。再次，社工发掘小东动手能力强的优势，利用各种社区活动的机会鼓励其展现优势，从而获得他人的认可，增强自信心。最后，因为小东越来越自信，小东与其他青少年恢复正常的社会交往，从家庭融入社区，他有了自己的朋友和社会生活。此外，借助各种生活化、情境化的社会交往活动，小东积极展示个人能力，社工乘机当着村民的面表扬小东并澄清误会，逐步消除社区对小东的各种负面标签和偏见，小东开始回归正常的社区社会生活。当小东主动提出复学的愿望后，社工立刻联合基层政府和学校共同介入，使其成功复学并逐步适应校园生活，恢复其教育性的社会功能。由此可见，小东的社会性功能重建具体表现在人际信任、社会交往、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等方面，最终回归社会。
社会工作在重建人的社会性功能的实践中，最重要的是正常化对待服务对象的问题，以优势视角重新审视弱势群体被忽视的与生俱来的潜能并推动增能赋权。这需要社工深入服务对象日常生活，从他们细致入微的生产生活细节、生命历程、社会文化处境去了解和爱，给予包容性的社会支持。同时，面对服务对象的个体问题，社工秉持问题外化或社会化的视角，借助“人在环境中”理论，通过“人”与“结构”的双重干预促进社会发展，提升人的福祉。由此可见，社会性功能重建是综合介入个体和社会环境，重点在于恢复服务对象的社会关系，维护他们公共参与的社会权利，使其具备社会行动的能力，从而促使社会环境更好地满足人的社会生活需要，进而达至保护和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性功能的目标。
3.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
伴随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许多传统乡村社区消失或者“空心化”，城乡社区普遍出现公共场所私有化、文化遗产商业化的现象，严重影响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社会互助和文化认同，社区仅是人们“寄居性”生活的地理空间，社区里的人成为缺乏社会交往、社会关系薄弱、社区认同低下的“原子化”个体，社会性逐步丧失。关于如何解决城乡社区缺乏公共生活空间这一问题，陈涛提出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他认为乡镇（街道）社工站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加强城乡基层尤其是乡村地方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补足社会性基础设施短板的重要举措。就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而言，包括硬件和软件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前者主要指物理空间及其配套设施等有形的实体和物质资产（如社工站、社区公共空间、文娱康乐设施等），而后者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资本、民本精神等无形的、精神的资产和资本。这一主张与孙立平关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育的内涵是一致的。由此，对社区层面的社会工作社会性实践来说，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是社会性实践最基础的平台和载体。
打造和活化社区公共空间是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策略之一，其意义还体现在建筑环境、社会价值和公共领域等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打造和活化，不仅改善了环境，还为居民公共参与创造机会，巩固新形成的本土社区公共性，为乡村社会治理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社区物理性公共空间的打造（如社工站和公共服务站），为社区民众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提供了平台和载体，同时还起到聚集人气、联结社区民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此外，除了硬件建设之外，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软件建设——组织及人力再造才是社会工作社会性建设的核心，因为社区社会组织是社会性价值得以有效体现的重要支撑力量，没有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公共空间等硬件基础设施将形同虚设，社会工作的社会价值和公共性也无从谈起。从小东的案例来看，J 镇社工站社工所打造的社区儿童公共空间，成为促进小东社会性功能重建重要的硬件性社会基础设施，为小东的社区社会交往及社会生活提供了平台和载体。而社工站社工发育的潮汕文化兴趣班、社区学堂、以广场舞队为基础的社区志愿服务队等小组及其活动，则是促进小东社会性功能重建重要的软件性社会性基础设施，为小东参与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组织保障。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社会性实践的过程中，社工、社工站本身就是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同时还肩负打造公共空间、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促进良好的社区社会文化氛围形成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
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培育社会资产，按 McKnight 和 Kretzmann 的观点，社会资产由网络、规范和信任等社会资本构成，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无形资产形式。社区为本的社区发展，就是通过挖掘与运用社区社会资产实现对社区弱势群体的赋权。因此，协助弱势群体培育社会资产、消除对边缘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建设包容性和谐社区，本身就是社会工作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应有之义。
综上，在推动中国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社会性实践的过程中，须继续秉承社会工作“双重焦点”的介入模式，既要坚持个体社会心理支持的微观介入，也要坚持社会发展的宏观介入，打破微观与宏观实践之间的壁垒，依循“个人的就是社会的”的观念，在对边缘弱势群体的问题评估时保持社会性归因，在此基础上设定社会性功能重建的介入目标，并做持续系统的跟进。同时，要重视社区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挥村居社工站及社工团队在社区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主体作用，并与社区民众一起打造社区公共空间，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会资产，将社区建设和发展成为彰显服务对象社会性的和谐家园。
三、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探索
（一）中国社会工作专业认受性的困境
与欧美和中国港台地区不同，中国社会工作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具有“教育先行引领专业发展”和“政策导向引领服务实践”的双重发展特征。在缺乏本土教材、案例、课程和专业教师的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沿用了欧美和中国港台相关理论及经验，实际上培养的是去情境化具有实务技能的社会工作人才。而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服务直接引进的是中国港台地区甚至欧美国家专业服务的做法，形成了以“三大方法”“服务为本”“临床辅导”等功能主义取向的专业实务模式。这种功能主义取向的实务模式又与社会工作从业者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背景下寻求专业的认可及生存空间的行动逻辑有关。雷杰等的研究发现，为了维护与政府和谐的购买服务关系并获得专业身份和地位，“实用专业主义”倾向成为专家、学者对社会工作专业能力体系的判定逻辑，明显具有“犬儒思想”“去政治化”和“技术化”等特征。黄晓星等通过对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求生策略，导致“三大方法”在社会服务层面更多是流于形式的“指标式应付”，如个案工作强调陪伴与资源链接，小组工作更多强调一群人在一起进行兴趣类文娱活动，社区工作则沦为社区活动，而“三大方法”相关的理论和概念并未在服务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这种为了社会工作生存而采取的方法策略，不但没有增强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受性，反而成了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发展的障碍，也使社会工作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使命，致使不同行动主体对专业服务颇有微词，社会工作发展陷于困境。
当前盛行的功能主义取向的专业实务模式将社会工作窄化为“三大方法”，而“三大方法”又被视为咨询服务、团体游戏和社区活动等能够量化的指标体系。国际社工联盟于 2014 年在墨尔本将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定位为“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由此而言，传统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与社会发展需求及社会问题的整体性解决不匹配，两者存在明显“错位”，限制了专业社会工作在改善民生、解决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困扰，尤其是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也难以回应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转型出现的社区衰落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要想在“人民为中心发展”“社会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改善生活品质”等国家发展战略中赢得专业发展空间，就必须克服“活动化”“指标化”“三大方法”等表面化服务的积弊，探索扎根社区的整合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最大限度地协助党和政府在民生保障和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摆脱各自为政的实施困境。
（二）扎根社区的整合社会工作实务框架
1.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发展脉络
林万亿在梳理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脉络时，认为方法分立和综融途径是两个重要阶段。20世纪 60年代之前，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是从 19世纪末期的“友好访问”和“睦邻运动”发展为个案工作（20世纪初）、团体工作（20世纪 20年代）、社区组织（20世纪 30年代末）、社会政策和社会行政（20世纪 40年代）等五大传统社会工作方法。但是，这五大方法是各自分立的，社工可偏好其一，不要求娴熟掌握和运用其他方法。受社会工作追求专业化的影响，单一方法（尤其个案工作）主导社会工作发展长达半个世纪。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称之为综融途径的社会工作取向，也被译作“通才”“整合”取向。这是因为受社会系统理论的影响，认为每个人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体系中；面临的大部分问题是多层面的；有效的介入经常是大体系改变的结果；预防与改革通常要经由超越个人、家庭、小团体的层次才能彻底有效。因此，要求社工必须运用更宽广的知识与技巧协助服务对象。综融的实施也称整合方法是“打破传统个案工作、团体（小组）工作、社区组织分立的方法，而将各种方法统合成为一种可以回应案主所面对复杂的问题与情境的方法”。
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发展脉络来看，案主所面临的问题和情境始终是专业方法整合运用的依据，专业方法作为工具应服务于问题解决和情境改善这一目的，将目标、问题、方法及实施过程整合使用。
2. 扎根社区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
针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认受性的困境，童敏等认为要警惕西方“你找我”的、抽离日常生活的、实证主义“科学化”理论逻辑指导下的类型化和标准化服务逻辑的局限性，倡导一种“我找你”的、主动走进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家庭、社区等）的场景实践。这种实践的专业认受性来自于专业能够帮助服务对象有效地应对日常生活所遭遇的问题，专业服务的界限、目标和基础始终对接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的困扰，专业方法和理念的运用始终以问题解决为依归。这样的倡导，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依据应从专家为本的需求导向转向服务对象或社区为本的问题导向。
以服务对象及其问题为本，就必须扎根社区。首先，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域，恰好处于微观个体与宏观环境之间的接触面。作为结构的社会政经脉络（包括自然环境）是透过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塑造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的，同时，个体的能动性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社区的社会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当我们将个体的问题和困扰放在社区的脉络加以评估和分析的时候，就可以广泛地与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相关联，也使社会工作从公共参与、生计发展、邻里互助、文化多元、环境友好等维度思考整合性介入的方向与策略（包括个体改变和社区改变）。其次，从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行动策略来看，社区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推动问题解决的优势资产，包括：（1）个人的资产、天赋和才能；（2）社区居民自发组成的团体；（3）正规单位，包括官方、专业、学校及商业部门等；（4）有形资产，包括社区内的土地、建筑物、社区空间和资金等；（5）关系（将个人、家庭连接成稳固的支持网络）等。最后，社区也是政策实践的重要场域。如在欧美，社区成为当代福利国家改革和现代化政策制度设计的基础和实施场域。在我国，城乡社区更是被视为“党和国家许多政策措施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理解服务对象的问题、困扰及其根源，以及运用优势资产可持续地解决这些问题困扰，还是从政策实践的高度来看，社区都是社会工作最为重要的落脚点和实践场域。只有回归社区这一服务群众的基本平台，才能促使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及社区发展中服务基层群众的使命。毫无疑问，构建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无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有益探索。
3. 扎根社区的实务思路
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困境的突破和专业认受性的建立，有赖于社工融入社区日常生活，有效解决社区民众的生活问题及其挑战。而深度理解服务对象生活困境、充分运用社区优势资产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本土专业社会工作的认受性来源。下文以“双百”S 市 D 镇社工站（城乡结合社区）实践为例，阐述“双百”扎根社区的个案与社区工作案例，旨在探索“双百”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三）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实务案例
1. 案例背景
坐落在潮汕地区 D镇的 H村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农村社区。始建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曾是明清时代赫赫有名的粤东第一大港，也是粤闽籍华侨出海的第一站。昔日繁荣的古港促进了当地饮食业的发展，潮汕美食基本等同于 H村美食，粿品（米制糕点）是其中一大特色。H村宗祠文化浓厚，有黄、朱、叶三个宗祠理事会。宗祠文化不仅凝聚宗族子孙繁衍，而且弘扬先人兴学育才、乐善好施的精神。据 2017年统计，H村户籍人口共有 3583人，其中 40%的村民以务农为生，40%的村民从事手工业和制造业，其他人经营小商铺生意或外出务工。村里的困难群体包括“低保”39户，“五保”8人，残疾人 50人，困难妇女 18人，由村委会、宗祠理事会、老人协会和精神防治中心等组织提供一定的支持服务。
服务对象蓉姐（化名），40岁，是H村一名低保妇女，与丈夫育有一子一女。夫妻俩原来以经营卤味食品为生，因丈夫突发脑梗，四口之家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花了一大笔钱将丈夫抢救过来，但却留下严重的偏瘫后遗症，后被评为二级肢体残疾，失去劳动能力。因照顾丈夫无法外出工作，家庭没有收入来源，丈夫每月的医药费、孩子的教育费、生活费等开销不菲，蓉姐家庭入不敷出。在村委会的协助下蓉姐获得了低保救助，也只是缓解了一些经济压力。
社工第一次遇到蓉姐时，她感到无力面对家庭的变故，也很自卑。但经过两年社工的相伴同行，蓉姐的家庭生活不仅得到改善，她还被选举为社工培育的“蝴蝶花”妇女互助小组副队长，实现了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的蜕变。
2. 日常生活的问题和资产评估
驻村以来，D 镇“双百”社工经常出现在 H 村的田间地头、大街小巷和邻里家中，在村民聚集的榕树下、巷道中、花园里与村民一起下棋、做手工钩花、喝茶聊天、跳广场舞等。社工还积极参与宗亲祭祖活动和“迎老爷”游神活动等。即便在晚上，社工也不定期地走村、入户，与村民一起看潮剧、夜访民政对象、开展宣传活动。与其他“双百”站点一样，社工按照“双百”驻村指引与村民“三同”，走进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借助“建立关系、摸清情况、聚起人气、找到方向”寻找专业工作的突破口。
社工第一次接触到蓉姐缘于一次民政对象定期探访——“走进您的生活，聆听您的心声”。由于彼此不熟悉，社工发现蓉姐比较防备，虽然有一些闲聊，但很少涉及家庭情况，得知蓉姐的女儿渴望上课外辅导班，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而上不起。社工邀请蓉姐的女儿参加社工站组织的“年代一堂课”社区学堂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蓉姐对女儿作业辅导的困扰，使她极大降低对社工的戒备，在与社工的互动中深入了解了社工服务。经过三个月定期的上门探访和耐心陪伴，社工逐渐获得了蓉姐的信任，她愿意跟社工倾述家庭的烦恼，并与社工一起解决困难。社工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蓉姐面临的问题、需求及优势等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1）问题及需求评估
在个人层面，蓉姐独自面对心理压力。蓉姐最大的困扰是丈夫突然偏瘫后，家里的一切需要自己独自面对。她不仅要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起居，还要面对一日三餐的经济压力。经常为了顾及丈夫和孩子的情绪不敢坦露自己的心声，只能躲在厕所里大哭。由于突遭变故成为低保户，蓉姐自认为“低人一等”。她极少与其他村民接触交往，甚至连同一巷子的邻居都互不往来。
在家庭层面，蓉姐独自面对家庭重担、入不敷出。蓉姐一家的收入来源仅仅依靠每月 560 元的低保补贴和她每天 20 ～ 30 元的钩花收入，满足不了一家人正常开支，更何况丈夫每月的医药费就要几百元，家庭生活常常捉襟见肘，经济压力很大，家庭的情感支持也很薄弱。
在社区层面，蓉姐独来独往。由于丈夫卧床在家需要长期贴身照顾，蓉姐很少与外人接触，给村民的印象是“没有出门工作，不愿意奋斗，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但同时社工也发现蓉姐较少与人接触的客观原因，大多数和蓉姐一样的中年妇女因忙于家务或做手工钩花赚钱，很少出门。妇女们告诉社工，以前逢年过节妇女都会聚在一起做粿品（美食），现在粿品商品化后也就很少聚会了，更何况妇女们连聚会的公共空间都没有。
（2）个人、家庭和社区资产评估
社工评估蓉姐需求和问题的同时，觉察到她的日常生活及社区有许多被人们忽视的优势和资产。社工发现，蓉姐虽然身处困境，但她渴望得到社会支持，期望改变窘迫的生活处境，而且丈夫掌握维持生计的卤鹅技艺。她也渴望能走出家门，结识朋友，经常考虑重拾卤味生意，改善家庭生计。
在家庭层面，即使经历了重大变故，蓉姐的夫妻关系和家庭亲子关系仍旧和谐如初，他们共同面对、相互扶持、共度难关。蓉姐的丈夫不仅积极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还鼓励妻子参与社区活动结识朋友，而且蓉姐勇于承担家庭重担，不仅承担照顾、教育子女的角色，还挑起家庭生计的重担。子女也变得更加懂事，力所能及承担家务劳动。
在社区层面，首先，H 村有“时节做时粿”的风俗，原是拜神贡品的粿品既是社区的特色美食，也是妇女们的拿手技艺。尽管年轻妇女不懂做粿品，但她们有学习制作粿品的兴趣，也期望了解传统美食习俗背后的意义。大多数老年妇女都心灵手巧，她们不仅对做粿品的手艺充满自信，而且十分愿意传承和分享手艺。因此，还有可能利用制作粿品的机会将妇女们联结起来相互支持。其次，由于位于沿海地区，H 村历史上就是多灾多难台风地区，造就了社区互助传统和善堂文化。最后，尽管妇女的公共空间被男性“占领”，但村中还有不少闲置的老建筑，可打造成妇女公共活动空间。
3. 整合的介入行动
基于个人、家庭和社区问题需求及优势资产的评估，社工确定了整合介入的目标和行动策略。在个人及家庭层面，社工给予社会 - 心理支持和创业支持，重燃家庭生活的希望。针对蓉姐的心理压力和自卑感，社工通过同理、接纳、尊重等人本关怀与陪伴，提供情绪疏导和社会 - 心理支持，并通过叙事的方式，挖掘优势，从而增强蓉姐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同时，鼓励蓉姐参与社区活动和妇女互助小组，体现自我社会价值，改变村民对她的负面印象，推动蓉姐从受助者向助人者的转变。
社工的具体做法是经常上门探访蓉姐，关心她的日常生活、身体状况、情绪变化等，鼓励蓉姐倾诉生活的不幸，排解压力。为了加深对蓉姐家庭的了解，社工运用口述史方法，对蓉姐及其丈夫开展生命历程叙事。在此过程中，社工引导夫妻俩讲述过去卤味摊档创业谋生克服困难的经历，总结生意成功的经验，使他们意识到自身所拥有的优势资产，重拾生活信心。之后，社工发挥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帮助蓉姐链接省妇女创业技能培训资源，提升她网络运营的能力，支持成立卤味线上店铺，重拾卤味生意。社工鼓励蓉姐结合 D 镇百姓美食平台、居民微信群等进行线上宣传，借助传统节日扩大销售渠道，实现线上微创业。社工通过社会 - 心理支持和生计赋能，不仅使蓉姐的家庭收入增加，缓解家庭经济压力，而且帮助蓉姐融洽家庭关系，融入社区。
在社区层面，社工发现蓉姐等民政对象一般不愿意走出家门接触社会，于是尝试举办社区活动，有意识地引导蓉姐等民政对象融入社区，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社区存在民政对象妇女和其他妇女“两拨人”的现状，她们“各做各的”，民政对象处于边缘弱势的状态。于是，社工有意识地鼓励蓉姐参与社工组织的社区义诊、美食等“两拨人”都愿意参加的兴趣活动，久而久之加入妇女互助小组，促使她逐步走出家门，融入社区，扩大社区支持网络。
在参加小组活动的过程中，社工借助提问的技巧，让沉默寡言的蓉姐有自我表现的机会，让其他妇女看到蓉姐的优点，从而理解和支持她。尤其是利用基金会的资助机会，鼓励妇女骨干带头打造妇女之家等公共空间，培育妇女互助小组。在公共空间打造的过程中，蓉姐成为三名妇女骨干之一。她们为公共场地选址、布置等工作建言献策，并呼吁“废物利用”，把自家闲置的家具等物件捐出来公用，发挥了带头作用。
由于在打造公共空间过程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蓉姐被妇女互助小组投票选举为副队长。在社工的陪伴引导下，妇女们建立公共空间管理制度，依托妇女之家开展美食文化活动，将 H 村传统绿豆糕、红粿品等美食文化挖掘出来，向全村展示了妇女团结友爱、自立自强、互助公益的精神风貌，推动许多边缘弱势妇女从私领域迈向公共生活。以蓉姐为代表的妇女小组，在社工的陪伴和引导下，不仅抱团取暖，而且还形成社区互助网络。例如，曾经当过老师的妇女骨干陈某主动帮助蓉姐的女儿辅导功课，减轻蓉姐子女教育方面的压力，而蓉姐教会陈某制做腐皮卷，助力陈某微创业。在妇女小组的带领下，不仅社区美食文化得到传播，妇女及家庭生计得到改善，而且社区志愿服务精神得以弘扬。妇女小组的互助精神激活了社区“公益心”，推动社区共治成为现实。
（四）日常生活实践与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建构
D镇社工站蓉姐的案例充分体现社会工作从日常生活发现并深度理解服务对象的问题需求和优势资产，在此基础上整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策略，从而达致人与环境整体性改变的目的。
1. 扎根社区：日常生活的社会工作视角
（1）日常生活的深度理解
20世纪 30年代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 Lefebvre）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和辩证法学说的基础上首创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他认为日常生活的诸多元素，如工作、闲暇、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构成了一个整体，并作为一个整体对日常生活做出解释。“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是与所有活动相关的，包含所有活动以及它们的差异和它们的冲突；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在那里衔接起来，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人类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总和有了整体的形状和形式。在这个整体的形状和形式中，产生现实整体性的这些关系得到了表达，成为实现。”
列斐伏尔指出，人们与自己的家庭、邻居和自己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貌似熟悉他们，但熟悉不一定是已知，熟悉往往遮蔽了人们的双眼，熟悉依赖于明显的身份，依赖于对身份的信任（或轻信）。郑震指出日常实践的熟悉性体现为“得心应手”“司空见惯” “熟视无睹”，日常实践的熟悉性容易在理所当然的表象中忽视日常实践的社会历史生成，并产生对现实盲目信仰及合理化实践中的暴力。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乃是我们辩证地批判进入到最深刻的最直接的外部世界与社会世界的汇聚地，也是人类本性欲望的所在地与入口处，人们的各种权力潜能都由此而形成和发展，并得以具体地实现。然而，日常生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包含了复杂的矛盾和多种可能性。列斐伏尔建议在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在研究者与所研究对象之间必须保持一种批判的立场 ,必须主动地跳出日常生活之外来观察和批判日常生活，在“后撤一步”中把握日常本身。由此可见，日常生活既具有整体性、基础性、熟悉性和高度重复性等特征，也带有一定程度的麻木性、压制性并暗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只有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并有意识抽身出来采取批判的立场，才能对生活其中的人们进行整体性深入理解，从而深刻把握日常生活的矛盾和各种改变的可能性。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要求社工通过驻守村居的方式保持日常生活的“在场”优势，通过与服务对象一起参与熟悉性、重复性和基础性的日常实践，与服务对象在亲切而熟悉的生活世界建立信任关系。同时，社工要在深入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发挥社会学想象力，才能与服务对象一起洞察、反思与分析那些被合法化的行为表象背后的社会历史脉络、价值信念乃至实践意义等，从而综合评估分析服务对象及其家庭、社区所面临的深层问题需求、优势资产及改变的可能性等。D 镇社工站蓉姐的案例中，社工就扎根蓉姐的日常生活，通过经常性地出现在蓉姐家庭场景，并与她及其他社区妇女一起开展契合当地文化特色的活动，融入蓉姐及其家庭和社区其他妇女的生活世界，进而深入理解蓉姐消沉、低迷、独来独往等行为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如社会排斥、男女不平等等）。同时，社工还通过生活化的相伴同行发掘蓉姐及其社区妇女群体的优势资产，运用生活化的专业力量重塑个体的能动性及社会性功能。
（2）从日常生活推动深层改变
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特征分析，郑震进一步指出，“只有当一项改革政策所倡导的观念真正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 也就是在民众广泛的共同实践中被不断地重复 , 从而转化为人们高度熟悉和共同分享的同在的信念的时候或者说信念化为民众的存在 , 而不是作为对象被加以权衡 , 这一政策才可能真正地获得有效性”。因此，除了代表党和政府把社会福利和社会治理政策精准输送到千家万户之外，社工还要促进公平正义、助人自助、互助友爱、社区自治等政策理念与专业价值深入人心，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变革的目标是终结异化的社会并恢复人的主体性，以及对创造性和想象性生活的塑造。因此，最终能否消解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困扰，关键在于能否协助服务对象重拾主体性，共创丰富多元的美好生活。在 D 镇的案例中，社工通过扎根社区日常生活发现服务对象蓉姐，在“三同”的过程中觉察蓉姐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困苦，从而瞄准其家庭生活问题和优势资产等，激活她的自信心、主体性和公益心。正是依靠生活化的陪伴、支持和能力建设，社工将蓉姐从日常生活私领域推向社区公共生活世界，透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推动社区发展，从而实现其个人的社会价值。
2. “双重焦点”的整合实务模式
既然日常生活实践涉及社会且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的改变或社会工作介入的焦点必须是整合的，这与社会工作一直强调“人在环境中”个人与环境系统的双重改变（“双重焦点”）的理念高度吻合。“双重焦点”整合实务模式一方面着眼于解决个人的问题和困扰，有助于获得或增强社会工作的认受性，另一方面也从造成个人问题和困扰的社会历史根源推动社会变革，从而回应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提供重要基础支撑的厚望。可以说，在日常生活的视角下，“双重焦点”的整合实务模式既符合国际社会工作倡导回归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使命，也能够响应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政策实践的社会工作实务取向。
（1）整合的问题分析和介入目标
由于日常生活视角的个体生活问题具有社会历史脉络和整合性特征，因此，社工必须从个体—家庭—社区—社会文化整合的视角评估、分析和介入社会问题，而不能割裂、静态地看待服务对象的问题。在蓉姐的案例中，社工通过生活化的相伴同行，不仅看到蓉姐及其家庭存在自卑心理、缺乏朋友和经济困难等问题，而且从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对蓉姐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例如，评估个人心理压力源于家庭变故，而家庭困难是因为缺乏社区支持网络等。正是通过整合的问题评估分析过程，社工确定整合的介入目标，即从个体层面为蓉姐提供社会 - 心理支持，开展能力建设；从家庭层面帮助蓉姐维护良好的家庭关系，支持其增加生计收入；从社区层面引导蓉姐参与社区活动，邻里互助，逐步融入社区公共生活等。
（2）整合的资产评估与介入途径
国内外许多社会工作学者偏向于从科学助人的角度理解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助人的职业化的服务活动”。科学助人范式的社会工作虽然强调“助人自助”，但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变成强化社会工作专家角色的“工作者为本”的助人服务，在突显专家角色的过程中，强化了受助者的依赖性和无力感，同时也忽略了受助者自身及其社会文化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所蕴含着的丰富的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本土实践智慧。整合资产评估和介入就是将个体问题及其优势资产置于社区社会文化脉络，从结构与个体互动关系的视角，致力于激活社区内生动力。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强调资产为本、以内部为焦点和人际关系网络作为驱动力量等三个关键元素，为社会工作扎根社区、充分运用社区资产协助服务对象应对生活挑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实践策略。由于社区资产涵盖了个人、团体、正规单位、有形资产和关系等多个层次，因此，社工围绕服务对象所进行的社区资产评估是整合的，从资产出发制定的行动策略和介入途径也是整合的。
“双百”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发展）协同发展的实务模式（如图 2 所示），就是通过个案救助既保障弱势群体的福利权利，又通过能力建设的过程促使被助者成为助人者（邻里互助），甚至成为推动社区发展的主体力量。同时，社区共治（发展）的目标除了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之外，还必须借助社区自治的力量共建互助友爱的社区，促使社区成为“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共同体。
在蓉姐的案例中，首先，整合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充分考虑服务对象及其生活环境所蕴含的社会资源和本土智慧。针对蓉姐的问题，从个体微观和社会宏观“双重焦点”综合评估、整合社会工作方法介入。从微观来看，着眼协助蓉姐及其家庭解决问题，激活能动性；从宏观来看，则是以社区为本，整合蓉姐个人（家庭责任心、改变生活的愿望等）、家庭（卤味技艺生意经验、夫妻相互关心与支持等）的优势资产，借助社区社会文化资产（粿品文化、互助传统、闲置公共空间等）优势实现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发展）协同发展。其次，社区资产建设是实现“双重焦点”介入的策略。社工以优势视角将蓉姐的家庭问题置于资产建设的角度进行分析和介入，通过重建个人及家庭的社区支持网络，重拾蓉姐一家的自信心，点燃生活的希望。在打造社区公共空间、开展公共活动的过程中，有意识加强蓉姐的能力建设，促使她从家庭走向社区，与其他妇女一起推动社区发展（培育妇女组织、推动生计发展、打造公共空间、传承美食文化、激活公益心服务社区等）。当蓉姐逐渐走出生活困境后，反过来还帮助其他民政对象，尤其是成为妇女互助小组骨干后，还将自己家的卤味技艺传授给其他困难家庭，协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自力更生，脱贫致富。
（3）整合专业方法的本土运用
林万亿认为整合取向的实务模式虽然没有明确划分个案工作、团体工作与社区工作，但并不表示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案主时不能保有与个人、团体、社区互动等概念，或与个人一起工作、与团体一起工作、与社区一起工作的概念。换言之，在扎根社区整合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中，“三大方法”的专业工作内容并非相互疏离，而是在整体性协助服务对象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时所需要运用到的专业方法要素。强调整合取向的实务模式并不是要抛开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方法“另起炉灶”，而是要改变社会工作价值目标与专业方法使用之间“本末”倒置的做法，回归到社会工作的原本初衷，作为社会工作百余年实践与理论探索积累的专业遗产，“三大方法”应该被珍视、传承和创新下去。
另外，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项发明，源自西方文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虽然有助于回应现代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个人和社会问题，但在非西方国家或地区是否适用，始终存在不同意见。因此，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本土化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尤其是涉及社会工作文化敏感性的议题对专业本土化很有价值。国际社工联合大会关于社会工作的最新定义指出，社会工作是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其研究及理论的特点是具有可应用性及开放性，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应该吸纳包括具体实践环境的特点、西方理论和本土化的知识。因此，当采取扎根社区的整合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开展专业实践时，需要注意同时汲取专业的和本土的助人自助方法，还需要有将西方的理论、方法与本土经验、传统结合，实现“中体西用”的实践智慧。
在蓉姐的案例中，“双百”社工的介入行动，一是运用了个案工作的人本主义、叙事增能等理论模式，二是遵循了小组工作社会目标模式（妇女公共空间建设）和互惠模式（妇女互助小组）的核心要义，三是运用了社区工作的组织、动员、领袖培育等社区工作方法。同时，社工还整合运用了不少本土的助人、互助方法及文化、空间资源，开展契合本土文化情境、更有成效的专业服务。例如社工充分利用蓉姐夫妻俩的卤味技艺和时下流行的线上微商平台，帮助蓉姐再次成功创业，并鼓励蓉姐在社区志愿服务中将其卤味技艺传授给其他困难家庭，改善家庭生计。另外，社工还借助当地传统美食文化——粿品文化的社会凝聚作用，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开展活动，协助社区妇女从家庭“私领域”走进社区“公领域”，扩大社会资本，提升社会地位。可以说，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以及本土方法被整合地运用到协助蓉姐走出困境的行动中。
总之，采取日常生活的社会工作视角有助于整合评估服务对象的问题和资产，从而设定本土化专业介入目标和行动策略。“双百”立足国家福利政策保障和社区发展两个基本维度，逐步摸索出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同发展的实务模式。如图 2 所示，国家福利政策保障是基本兜底性社会救助，具体包括物质救助和社会 - 心理支持两个层面；而社区发展在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语境下也可以称为社区共治，社工通过社区居民志愿合作的组织途径和社区资产建设的策略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双百”扎根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只是初步探索的结果，该模式尚处于摸索阶段，仍然需要本土社会工作者实践结合理论深入探索、逐步完善。
综上，本文基于广东“双百”的行动研究系统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因素、社会性和实务模式等三大议题，这三大议题不断构筑和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意涵。其一，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要素包括政策实践、行动研究、成人继续教育和互为主体等，这些要素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相互促进，互相融合，缺一不可；其二，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它主要体现在重视分析服务对象问题的社会根源，通过“人与环境”双重焦点确定介入目标、方法策略等，还需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资产建设在发挥人的社会性功能方面的作用；其三，中国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必须扎根城乡社区，深度理解服务对象日常生活问题与优势资产，整合运用本土化专业方法，推动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同发展，促使国家福利政策保障和社区发展协同推进；最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必须充分发挥党和国家高质量社会发展及其社会政策优势，立足本土社会文化处境，有效回应并解决国家兜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发展）“最后一米”障碍问题，从而彰显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社会性，重建专业认受性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社会建设》2021年第2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于2014年9月正式创刊。秉承“崇尚真理，探索人文，理论自觉，建设反思”的信念，刊发高质量、前沿性的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等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相关的优秀研究成果，提供权威的上述各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构建青年学者施展才能、更好成长的学术舞台，促进上述领域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为推动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历史诸领域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推进世界眼光和中国风格兼具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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